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

　　张阿泉：《北方新报》之所以发起草原读书月活动，而且不断地邀请名家走进高校与大学生见面交流，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平面阅读变成立体阅读，也就是对人——作者本身的阅读。因为无论多么伟大的学术、多么伟大的作品，作者自己的因素是最关键的、最迷人的。今天，我们要一起解读的就是一本用牛皮纸印刷的好书，书的名字叫不说话，也就是莫言。

　　莫言先生1955年出生在山东高密，小学五年级辍学，回家务农近10年。听说莫言先生小时候经常挨饿，没钱买书。那么，请您先讲一讲您小时候挨饿的往事。

　　莫言：这是我最不愿意说的一段经历。我现在一提过去挨饿的事，我女儿就很反感。她说你们那时候吃地瓜、野菜不是很好吗，现在去饭店吃还挺贵的呢！为此，我也感觉到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极端，当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，昆虫、野草、野菜就成了我们的食物；当物质生活极其富裕的时候，当年我们吃的昆虫、野草、野菜又变成了很高级的纯绿色食物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正是中国经济社会最为贫困的时候，那时去农村会经常看到一群一群面黄肌瘦的小孩，因为水肿而挺着个很大的肚子。回忆起当时的形象，我自己都感觉到害怕。

　　我小时候瘦瘦的，细细的脖子上长着个头，肚子像水罐一样，肚皮非常薄，肠子在肚子里面蠢蠢蠕动似乎都能看得见。那时候，孩子们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吃、吃、吃。每天出来以后就像饥饿的小狗一样在村子里和田地里转来转去，寻觅可以果腹的东西。当时我没想什么，后来当了作家以后，也感觉到这段生活很有价值。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曾经说，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。也就是说，由于饥饿，由于孤独，使我的童年时代有很多难以忘怀的事情，等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就感觉到我所有的小说都难以摆脱这两个主题。尤其是早期的小说，写着写着就写到饥饿上去了，写着写着就写到孤独了，自己还没有意识到。我想，长期下去老写饥饿和孤独也不行啊，读者第一次受感动、第二次受感动，第三次就不感动了。如果继续这么写，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离我而去。所以，我就去想别的题材，别的能够打动读者的主题。不过，毫无疑问，饥饿和孤独是我人生当中特别深刻，特别难以忘记的事情。饥饿和孤独的人生体验，决定了我后来几十年来所走的道路，决定了我个人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。当然，这种人生体验也给我留下了个人生活当中一些不好的习惯，比如说我去超市，我首先会奔向卖粮食的柜台，抓起大米、小米、黄豆、绿豆、荞麦、燕麦等等，放在唇边来舔，来闻（笑声）。总之，一到有粮食的地方，我就流连忘返。这就是饥饿留给我的后遗症。（掌声雷动）

　　一个梦成就《透明的红萝卜》

　　张阿泉：大家听明白没有？大家要是经常处于一种饥饿状态，就离作家的状态更近一些了。莫言先生曾经说，一个人无论写出多少作品都是对童年的回忆，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个人的自传。因此，童年记忆在作家的创作中格外重要。那么，在您的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当中，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化身和影子呢？

　　莫言：每个作家的创造都跟他的童年密切相关，海明威曾经说过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，这话也不能理解得太绝对，我觉得幸福的童年也照样可以成为作家的摇篮。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，就是从童年开始慢慢形成的。童年是一个最有梦幻、最有想象力的年龄。每一个少年每天的想象、联想都是很好的文学素材。如果每个少年把自己每一天的想象都记下来的话，就是一部很好的童话故事。因此我想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初期无法摆脱童年、少年时期的生活对他的影响，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有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。童年时的很多记忆是并不真实的，是夸张的、变形的。我的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里当然也有我个人生活的影子，因为我小时候在一个桥梁工地上给一个铁匠当过下手，工地外面就是一片几十亩的红萝卜地。长大后有一天天将亮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就梦到了一片红萝卜地，萝卜地的中间有一个草棚子，里面有一个看萝卜的老人。一个身穿红衣的少女，手里拿着鱼叉，从萝卜地里叉起了一个鲜红的萝卜，高高地举起，对着一轮刚刚升起的鲜红的太阳。这个梦境的画面非常辉煌，醒来以后我就说这个梦境可以写成一部小说。当然单靠这样一个梦境还不能写成一个小说，我又加上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和想象，就写成了《透明的红萝卜》这部小说。小说里面有一个黑孩子，从头到尾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调皮的年龄，有着说不完的话，可一说话就讨人嫌。我小时候，我的父母反复叮嘱我的就是你不要说话，你最好装哑巴，可我由于好奇就是想说话，看到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想立刻传达给他人，听人说了一句有趣的话就想告诉别人。可父母对我说话的压制，始终是我童年的一个阴影。后来，写小说的时候，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莫言。（笑声，掌声）这当然有点讽刺，我虽然起了个笔名叫莫言，却一直拿笔在写，也在不断地说。这也不是因为我非常想说，如果今天我坐在台上一句话也不说，场面会很尴尬。（笑声）

　　一星期写成《红高粱》

　　张阿泉：1976年，您参军了，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您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，可一进入部队没多久就进入了创作状态，而且起步非常高，也很快从一个战士变成了一个干部。这个落差您是怎样弥补的？

　　莫言：其实我的小学只读了四年半，后来因为虚荣心多报了半年。（笑声）我读小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，学生都忙着造反。当然我辍学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里成分高，当时的中国划分了很多成分，有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等等，我家被划分为中农。当时上边的政策是中农是可以教育和团结的，从理论上讲中农的孩子也可以上中学、大学、当兵，可到了下边就不那样做了。毫无道理地子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孩子上学的权利。我五年级辍学后，又不是劳力，就只能去放牛。放牛时头上是蓝天白云、许多鸣叫着的鸟，草地上是各种昆虫。我经常躺在草地上望着蓝天，脑海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幻想。辍学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，我还是看了很多书，这些书是我的一个考上大学的哥哥留下的，有几大箱子，这些书里就有从初中到高中的教材。这些书对我后来的创作帮助很大。此外，村里也有一些残缺不全的书可以借来读。记得村里的一家人有一本带有插图的《封神演义》，我给人家推了半天磨才读到了这本书。后来参军后，我又阅读了大量的中外经典著作。因此我想，没有一个人不读书就能够成为作家的，要想成为作家，除了必须有很深的生活体验之外，还要有相当大的阅读量。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，才能培养自己对语言的感受，才能慢慢产生当作家的愿望。（掌声）

　　张阿泉：台湾一位作家曾经写过一篇短文，辨析了一下读书和念书的区别。我觉得莫言先生虽然只上到小学五年级，只能说明他仅仅念了五年级的学，而他读书已经超过了研究生的水平。所以说读书和念书是两个概念，有些人虽然念了很多年书，但是读书很少。

　　莫言：1984年，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，当时选拔的都是部队里已经发表过一些著作的年轻干部，我在那里学了两年，获得了大专学历。在此期间，我才发现我发表过的东西还是公式化的成分比较多。此前，最大的痛苦就是感觉到找不到写作的素材，所以有时候就挖空心思地编故事，有时甚至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中央的意图。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，很多著名作家都来给我们讲课，这种八面来风式的教育，再加上此时西方的一些经典著作也被翻译成了中文，这让我豁然开朗，使我的文学观念得到了改进，我的文学素材的来源突然就像大河被打开了闸门一样滚滚而来。经常是写了一个小说的同时，几篇小说的构思就像狗一样汪汪乱叫着，赶快写，赶快写。一部小说还没有写完，另一部小说已经构思成熟了。所以，那时候，《透明的红萝卜》是一星期写完的，《红高粱》是一星期写完的，很多短篇小说都是在一天时间就写完了。有一部短篇小说16000字，两个小时就写完了。（掌声雷动）这要是让评论家们知道了，又要批评我了，他们会说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写好呢？

　　张阿泉：您曾经主张在创作上应该天马行空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要有点邪劲儿。您这样的主张是如何形成的呢？

　　莫言：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发表过一些谬论，说一个作者一定要有点狂劲儿，疯劲儿，应该天马行空地把各种各样的想法综合在一起，不要受任何观念的束缚。想怎么写就怎么写，怎么自由就怎么写，怎么过瘾怎么写。一个没有见过大海的人写大海，可能是最为壮阔的，因为想象力是没有边缘的，而大海是有边缘的。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写出来的爱情可能是最美好的，因为他得不到，就会想象得无比美好，而一个情场老手由于他经历过太多太多，爱情中许多悲欢离合、打打闹闹、眼泪、鼻涕都有，写出来的东西就不美了。对80年代的文坛来讲，这种大胆的创作风格，可能是特别需要的。

　　由《丰乳肥臀》引发一些事

　　张阿泉：大家都知道您有一部小说叫《丰乳肥臀》，您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书名？（笑声，掌声）

　　莫言：《丰乳肥臀》是我非常重要的作品。创作这部小说时我还在部队，因为这个书名，许多人在没有看书的内容的情况下，就猛烈地批评我。我还受到了部队领导的批评，领导还让我给出版社打电话不要再印了，印出来的也要收回。有人说这本书是禁书，其实哪个主管部门也没有禁，当时是我自己给出版社打电话把它给禁了，但我一直拒绝修改书名。写这本书时，我也考虑过其他书名，可哪个名字也没有这个书名贴切。当时，一些正人君子在看了这个书名后深受刺激。后来，这本书又再版了，但大多数人对这个书名也不感到很受刺激了。

　　张阿泉：有人说，读莫言的小说可以从任何一页的任何一行读起，首先征服你的不是故事而是语言本身，您觉得您的语言具有怎样的风格？

　　莫言：对于作家来讲，语言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思考过，我觉得作家和文学家是有区别的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是小说家或是作家，因为他写了很多本小说，出过很多书，但是这个人能够担当起文学家的称号，需要具有非常深厚的语言功底，他使用的文学语言具有创造性。所以我觉得文学家是对我们国家的文学语言发展有贡献的。我们可以讲鲁迅是文学家，因为他对我国文学发展有很大贡献，他的语言对经典汉语有建设性的贡献。我们也可以讲沈从文、老舍是作家。但是我想有很多作家还是配不起文学家的称号的，因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创造性，对我国文学发展没有很大的贡献。

　　新时期以来，作家对文体很重视，在过去作家只是重视小说的内容，但是往往很多人忽略了文体，忽略了对文体的使用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，那个时候开始有作家注重文体。很多作家不仅仅在故事和人物塑造上创新，还要在文体上下功夫。像何立伟的《白色鸟》，把唐诗的意境融入到了小说里面，再比如说，阿城的《棋王》，之所以在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他，就是因为他的文体有了独特的创新。他虽然作品不多，但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所以语言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们说一个作家的风格鲜明，其突出的标志就是他的文体。

　　20几天前，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研讨会，会上有一些批评家，他们认为中国的小说家不重视文体，不重视语言，只会讲故事。虽然话说得很绝对，但是对当下的小说创作还是一针见血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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